青年行動者──誰？在幹嘛？為什麼？

青年行動者──誰？在幹嘛？為什麼？ 跨文化研究所碩一 周于萱 2011.07.14

從小爸媽就告訴我，努力唸書，考上好學校之後，未來就不會有大問題。可是從來都沒有人告訴我為什麼整天電視上立委、議員、政治人物口水噴不完？為什麼有一群看起來很可憐的人哭叫著被警察抬走？為什麼蓋捷運、蓋核電廠、蓋高速公路這些好像很棒的公共建設，卻總是會有人要抗議？這些人是不是錢拿的不夠多所以才整天嚷嚷？甚至，仔細一看，在那樣抗議的場合裡，常常會有一些看起來年紀和我不相上下的學生，他們在幹嘛啊？幹嘛做這種事？是想紅嗎？還是天生反骨？或者其實只是吃飽太閒？

大學開啟了另一個看社會的窗

抱著這樣的疑問，以及想要自我充實的心，我加入了輔大黑水溝社。透過輔大黑水溝社，我得到重新檢視台灣社會的視角，我才知道，媒體的報導其實很片面，背後的真實往往很難被看見。

大一的時候，正巧有機會到北京外語大學，蜻蜓點水式的當十天的交換學生，除了城市的擁擠、同語文不同風俗民情之外，看到的更多是社會對人民的壓迫。當時正好是北京奧運前，北京市正在大幅的翻修、整頓。晚上老師帶我們去吃道地的烤鴨，吃飯前，我和學姐到附近的胡同閒晃，意外走入一戶人家，一家三代四口擠在七八坪大的房間，失業的父親、待業的孫女跟無力就業的兩老，因著北京奧運的整頓，被塞了根本不足以另覓他處生活的小錢，被迫搬離自己的家，只好輾轉移居到幾乎難以生活的裡胡同。原來迫遷不只是新聞報導的三十秒，不只是報章雜誌的三百字，而是這樣真實的，吞噬底層人民的生活。

從文字和清談轉為行動

藉由社團的脈絡，我接觸到種種議題：校園民主、教育公共化、樂生療養院、公平貿易、都市原住民、生產鍊剝削、核四、國光石化、都市更新、性別運動、工人運動......。從原本只是坐在社辦討論，我開始漸漸感覺到，光是這樣第二手的關心和認識是不夠的，我對於這些不正義感到不滿和憤怒，除了轉貼報導和打出憤怒的言語，我覺得應該還要再做點什麼。我們連署、遊行、抗議，因為不能讓學校為了蓋醫院，就貿然把棒壘球場拆掉，所以我們要求「先建後拆」，因為不能讓女宿門禁退宿害學生有家歸不得，所以我們連署、遊行，要求「門禁和退宿脫勾」，因為不能讓社團評鑑扼殺小社團發展的機會，所以我們要求社團評鑑不應該強制倒社。

在校外，我們聲援樂生運動、反對中科四期、反國光石化、反核四、反對22K實習方案，我們參加同志大遊行、五一勞動遊行，我們關心其他學校的校園民主，我們關注環境議題、人權議題、勞工議題、性別議題。我們參加奇怪的、辦在凱達格蘭大道、總統府前的非主流的演唱會，我們高唱「幹政府」、「幹財團」。我們談得是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我們倡議的是一個我們要的未來。

社團作為學習的窗口和行動的基礎

漸漸地，從學生社團的參與，自然而然的會發展到參與校外運動和跨校連結。除了輔大黑水溝社，全台各地也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社團，和我們一起奮戰，台大、師大、政大、東吳、東海...，近年來中南部也有許多社團興起。我們舉辦聯誼會、交流活動，了解彼此、交換經驗、互相砥礪。

過去參與過學生社團和一些運動的朋友，也把這些經驗帶到其他地方去。而我自己也加入關注高科技產品生產鍊和勞動權益的高科技冷血青年，認識都市原住民三鶯部落，加入與三鶯自救會協力工作的三鶯反迫遷行動小組，最近也成為公平貿易的台灣公平貿易推廣協會理事，同時經營關注中學校園民主的烏鴉邦中學校園民主促進會。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

作為一名學生，參與運動的時候總是會遇到種種動機的質疑。很多人會說，學生搞學生運動，或是學生搞社會運動踰越了學生的本分，我倒不這麼認為。所謂「學生的本分」，是可以重新被定義的，早期台灣政治為了要打倒唯一的巨大敵人國民黨，學生不也是打倒巨惡的一員？現在的敵人也許不再是單一的巨大個體，而是分散的壓迫，環境的、人權的、勞工的、原住民、土地的，除了唸書、考試、升學之外，有些事情是我們可以做，也應該去做的。

社課、讀書會、講座、舉辦其他活動、參加遊行和抗爭，透過這些方法，我認識學校、認識社會。透過水溝，我看到我所處的環境的不公不義，我不希望自己的未來也是這樣，所以我用行動來尋求改變。我們透過實作來展現我們對社會的想像，期盼自己對社會盡一份心力。